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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大鼓是清末以来流行于北京东部宝坻、香河、平谷一带，是在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语音、语调逐渐演变发展而形成的，在曲调上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和地方色彩，而且能够直接反映民间底层群众的生活与情感，加上音域宽广、唱腔灵活，所以很受群众欢迎。因其起源于京东一带，故称“京东大鼓”。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东大鼓是津城百姓最喜爱的一种表演形式，刘文斌是人们最受欢迎的京东大鼓艺人。刘文斌原名刘存有，1890年生于京东宝坻县黄花淀村（今属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自幼就喜爱家乡的民歌小调、地方戏曲，尤其喜欢听大鼓书。后来为了谋生，刘文斌离开家乡到热河（今承德）一带靠剃头来勉强维持生计。26岁时来到天津，落脚在老城的西义和斗店、孙家大院、吴家大院等处，白天以剃头为生，晚上休闲时唱上几段在家乡学到的大鼓书消遣。没承想当玩的事，居然成了正差。他发现唱鼓书攒起的零钱反比剃头赚的钱还多，于是就把唱大鼓书作为一条谋生之路。
刘文斌初在天津“撂地”演出，条件很差，支个布篷子，摆几条板凳。由于没有江湖门户，他常受城里的艺人和地头蛇的排挤，演出时被人家踢了场子搅局，还抢走了乐器，无奈只好离开津城，回到故乡去拜师寻道。带着行李回到宝坻后，通过老乡介绍，拜庙会“撂地”演唱的半盲艺人宋恩德（绰号宋瞎糠）为师。宋恩德听了刘存有的经历后，又听了他的半段演唱，凭着多年的经验，他感觉这位年轻人将来能成“正果”，于是，欣然收下了这个徒弟。从师学习一段时间后，刘文斌的演唱水平确实有了较大提高。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此刻憋着一口气的他重返天津，出乎意料的是不仅跑场演出很受欢迎，而且还应电台邀请到演播室里演唱。当时刘文斌演唱的长篇鼓书多以历史演义取材，如《隋炀帝下扬州》、《郭子仪庆寿》、《刘公案》等，还有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一些小唱段。刘文斌的演唱，长篇贯通，引人入胜，每节收尾处设置高潮并留有悬念，吸引观众下回收听，而短篇唱段精悍凝练，寓意深刻，声情并茂，耐人寻味。特别是，刘文斌嗓音粗犷宽亮，苍劲动听，他的唱腔朴实大方，舒展平实，尤其以叙述清楚，字字入耳见长。为了适应听众要求，他还大胆改革唱腔唱法，演唱中尽量减少冗长的语句和腔调，将字少腔多的旧开板改为开板即唱，并在尾腔处加拖腔使之更加细腻，其中“十三哎”唱腔成为京东大鼓的特色唱腔。他还以宝坻方言演唱，并融入京东一带的民歌旋律，吸收一些方言，保留了较多的方言和怯字。
当时天津的书场通常设早、中、晚三场，早场是刘玉霜的河南坠子《小八义》，中场是左田凤演唱的西河大鼓《呼家将》，晚场是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刘公案》。当年，书场门口卖票的老大娘操着天津卫的口音向观众喊:“听《隋唐》听马连登，要听《刘公案》听刘文斌……”那时候，天津的平民百姓家有电匣子（收音机）的还很少，那玩意儿主要是大商号用，但到了电台说书的钟点儿，买卖家为了招揽生意，就在店铺门口放上一个大喇叭，播放长篇鼓书，此刻人们都寻声来到店铺门前听刘文斌的演唱录音，有的手里干着半截子活儿也把活儿停下来听书，也有正在生火炉子的，光顾听书了连炉子火灭了还不知道呢。
新中国成立后，穷苦艺人翻身解放，创作和演唱的热情也都很高涨。已届花甲之年的刘文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鼓励文艺工作者“写新、唱新”的号召，既精于演唱，又勤于鼓词创作，上演了不少新曲目，如《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杨靖宇》、《别迷信》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出了他演唱的长篇鼓书和短篇唱段。老艺人焕发青春，刘文斌活跃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天津曲坛，并在普及与发展这一曲种上付出很多心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天津市文化局领导曾多次推荐刘文斌到天津电视台现场演播，刘文斌推辞说自己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能“只顾前者好，误了后来人啊”，多次向有关领导表示，希望尽量把舞台、演播室让给中青年人，让他们有更多的展示机会……
(来源: 天津网-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