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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升珍藏的猴皮帽，是他的法器之一
王治升的释比之印，也是身份的象征
王治升
汶川羌锋寨人
75岁的王治升，是羌族仅存的几位能唱较完整唱经的释比之一。他12岁学唱经，古羌的文化在他心里记了60多年。
没有文字的羌族，文化传承靠的是唱经的口耳相传，传承历史的人便是释比。他们是羌族中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的集成者。
汶川大地震对羌族文化破坏严重。作为羌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释比的命运更被人关注。
他们也像寻常人一样，遭遇了灾难。有的死了，有的失去了家园。
地震，释比朋友的死亡，房子的倒塌，石雕的损坏，都让王治升有些心灰意冷。震后寨子要搬出山来，王治升担心“几年后什么都跟汉族一样了”。
在王治升身上，一个释比的人生，一个文化的曾经和现在，脉络清晰。
王治升老了。
经历了丧妻、丧女之后，5月12日，地震，他失掉了家。跳河的心都有了。
他是一个释比。蓝布短袍束腰，双目有神，端坐有威仪。
在羌人眼中，释比懂阴阳，知祸福，通鬼神。更重要的是，对于没有文字的羌族，释比是古羌文化的传承人。
但那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王治升说常想起几十年前主持过的祭山会，满寨的火把，拴在高树上的白羊，羊皮鼓声中，从有天有地唱起，唱一夜羌族的历史。
现在，只有在研究者记录整理时，他才会把唱经一句句唱出来。
老释比一个个死去。羌语的唱经，成了纸上的汉字。
地震后心灰意冷
羊皮鼓、猴皮帽，是一个释比的法器。但他已懒得把鼓带到帐篷里
这场地震让王治升心灰意冷。
5月12日，汶川县绵池镇羌锋寨，王治升在屋里看电视。砰的一声响后，王治升跌跌撞撞往外跑。一边墙塌了，他跑到另一边，墙又塌了。他躲在墙边的梯子下避险。
出了门，他向平坝上跑。一边跑一边喊“狗狗狗”。
寨子里的村民都聚集在了坝子上，每个人的嘴里都念着“狗狗狗”，嘈杂一片，夹杂着叫菩萨的声音。
平坝四周在滑坡，“山都开花了”。王治升环顾四周，黑压压的灰尘遮住了惊惶的脸，王治升心里念叨，“大难，大难”。
他一直以为，这里永远不会有大地震。
代代相传的说法是，这里山重、地厚，震不起。他认为这次是这个地方千年未有的大地震，若千年内有过，会有传说。
1933年秋，有一场地震。他听父亲说过，寨子安然无恙，村口的石雕(用石头垒成的类似于塔的建筑,羌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完好无损。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搬出去住了几天，依然无事。
这一次，垮了房子，死了村民，立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石雕损坏了一段。王治升忽然意识到自己75岁了，失去了一切。他没有用释比的方式去算算那天的吉凶。他说，不顶用了。
他喊的“狗狗狗”，没能让地震停下来。传说里，狗是地藏王的母亲。地震时喊狗，地藏王就不晃了。
他用两个小时讲了这个传说。他喜欢讲故事，一边讲一边自得于自己的记忆力。
他听说萝卜寨有个老释比在地震中死了。那是他的一个朋友。他表情平淡，说早晚都有这么一回。在羌族，地震的人算是凶死。不能土葬，要和棺木一起烧成灰，在灰上垒坟。
他作法时的羊皮鼓依然放在半塌的家里。他懒得把它带到帐篷里，坏了就坏了。他说地震了人都没得活，还顾得上它。
羊皮鼓曾是他的骄傲。羊皮鼓、猴皮帽，是一个释比的法器。
猴皮帽他还珍藏在箱子里。
那是师父传下来的。 师父的衣钵
当释比不仅要会唱经，在羌人眼里，释比能通法术
释比是有师父的，代代传承。
王治升的师父是他的父亲。王治升说，做释比的第一个条件是记忆力强。羌族的唱经大概有几十万字长，没有文字，全靠师父口授。
本来，是要大哥学，大哥爱玩牌，不肯学，常被打。他坐在旁边听，听了一阵子，嘲笑哥哥，“我都会了你还不会”。父亲转而教他。
教唱经都是在农闲或是晚上。他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父亲唱一句，他跟一句。冬天的时候，一家人围在火炉旁，别人闲谈，他学经。
他不觉得苦。与学经比起来，劳作和翻山更苦，那年代“找钱不容易”。羌寨在高山上，想换点钱，要背茶包翻山走几天到都江堰。在只能过一个人的山口，常有土匪抢东西。有时候拿走东西，一推人就跌下悬崖。
释比挣钱要容易得多。虽然规定不能讨要报酬，但从没有人短过他们。打一场保福(祈福仪式)，能收70斤玉米。祭祀时许过神的羊和鸡都有释比一份，还有六张锅盔大饼。这种规模的保福，一年起码有十多次。加上自家产的粮食，过得很丰实。
这是王治升当释比的初衷。
当释比不仅要会唱经，在羌人眼里，释比能通法术。一直搜集释比资料的柴绍章亲眼看过一些法术，比如踩烧红的铁铧头给人祛病。问到这样的问题，王治升就笑，不搭腔。他说父亲会一些，但没传给他。
有不少学者记录唱经，找王治升。他接受了学者的某些话语，有自己的文化自觉。他像学者一样把唱经叫做释比经典。他嘴里常有“传承”这样的词。有时，提到占卜等东西，他会不好意思地笑一下，说那是迷信。
未“出师”的遗憾
哥哥对着释比神说，没办法盖卦了，给您说一声，他今后就是释比了
作为一个释比，王治升没有“盖卦”，这是他的遗憾。
盖卦是一个隆重的“出师”仪式。王治升目睹过一个本家哥哥的盖卦，像一场典礼。
徒弟要盖卦，师父会通知远近闻名的释比参加。那一次来了20多个释比，大家坐定后，有人起头唱经。唱一小段后坐下，相邻的释比站起来接下去。反复数次。释比唱时，整个村寨的人都会来看。如果有释比接不下去，就算丢大丑了。唱完了经，师兄带着新释比上山还天愿。因为传说中，释比是从天上来的。师兄带到离山顶还有一段路时离开，新释比继续往上走，听到响声才能回。“响声代表玉皇大帝同意了”。如果没听到响声怎么办？王治升呵呵乐，那么大个山，怎么还没个响动。
王治升没机会盖卦，“文革”来了，他被“破四旧”。再后来，改革开放了，没有人管了，但找不到那么多释比参加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本家的哥哥替他给神上了香。哥哥对着释比神说，没有办法盖卦了，给您说一声，他今后就是释比了。王治升恭恭敬敬在后面听着。他的仪式成了一句交代。
遗憾的不仅这些。
羌族安葬都要释比来引导亡灵，从去世到埋葬，释比有一套礼仪。他的妻子在“文革”中去世，他在心里默念唱经，草草葬了。
他曾经随父亲一起主持了6次祭山会。1953年之后，他再没等来祭山会，只能在记忆中回味。
唱经与祭山会
他们对祖师爷说，我们唱颂这些经，是国家的需要，请不要怪罪我们
提起祭山会，王治升端坐起来。
他第一次参加祭山会13岁。农历七月二十九一早，他和父亲洗澡净衣，烧起香接神。
祭山会是羌族最高级别的仪式，也是最热闹的节日。寨首筹办，释比主持，村寨的人全部聚在一起。
王治升和父亲到村里，村里放了三眼炮迎接。所有人都穿得簇新，男人包黑帕，葱白的麻布衣。女人包白帕，着绣花服，穿翘头的云云鞋。
王治升跟着父亲，帮着给每户人家做旗，指挥着把神树的枝桠插在神位上。别人也不把他当小孩看，言语恭敬。到夜晚，神庙和寨子的空地上点起篝火。三只羊拴在树上，每家拿两只鸡放在鸡罩里，父亲指点着敬神灵。
一切安定，父亲端坐唱经。从有天有地唱起，唱羌族的开天辟地神，造天造世。从下午四五点唱到天明，村寨的人无一离开。围着篝火，抽着纸烟，喝着酒。父亲累了，就坐下喝口水。有时要敲着羊皮鼓围着桌子跳舞。最后要向神灵还愿，保一寨平安。
采访中，王治升唱了几句，转音处，跟着节奏轻击右腿。他说他唱的是赶野猪的唱经。从汶川按地名一截一截唱到都江堰。老人声音说不上好听，但曲调婉转，脸一松一紧，神态丰富。
他已很少有机会唱羌族的历史，“创世纪”，“羌戈大战”。经是不能随意唱的。王治升说哪个场合唱哪部经，是神定的规矩。释比要遵守规则，“该哪样就哪样”。
阿坝师专记录释比经典，把几个老释比请去。唱前，他们烧香烧纸，对他们的祖师爷猴头神说，我们唱颂这些经，是国家的需要，请不要怪罪我们。
释比尊重他们的经典。羌族没有文字，这么多年，全靠口耳相传，把古羌的文化在唱经里保留了下来。
他们懂得敬畏。问王治升最喜欢哪部唱经，他把手一撇，什么叫喜欢哪部，我是释比，哪部都是师父传的。 “高人一等”
只要释比在，上位一定是他的。去别人家里做事，有专人伺候
王治升有一枚印，释比的印。他说不知传了多少代。
羌族里流传了一句话，官有多大，释比就有多大。因为释比有印。
他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他的印要落在符上，表明他的身份。
王治升说释比在羌族地位很高，“我们是高人一等的”。无论有什么人来，只要释比在，上位一定是他的。去别人家里做事，有专人随身伺候。
他说在羌族，释比是通鬼神的人，或者说释比是指挥鬼神的人。释比在给死人“开路”时，会说我是释比，我送鬼到山上来，你要好好照应。这时候，释比像个联络员。
王治升认为，释比在一个村寨里相当于村长。这和很多研究者的结论相同。研究者认为，在以前释比其实是部落的头人。很多唱经包含着乡规民约。
王治升还说，释比像汉人的巫师，但在传承经典上，又像汉人的知识分子。
村里人对他很尊重，他也满足于这种尊重。有时难免有些小脾气。研究者柴绍章说，给他录唱经时，老人说了半天发现对方还不明白，会鄙夷地一抬手，爱怎么写怎么写。后来，柴绍章和他讲起对古羌文化的保护，他慢慢耐心起来。
这几年，有不少外国学者找过王治升，每次和他聊完都会有报酬。对此，他也显得熟稔。提到报酬，他会把脸扭到一侧，笑着说，“又不是外国人，好说”。
其实，释比的身份更多的还是一个普通农民。
他要农耕，要挣钱。释比只是副业。
地震前王治升有8分地，几棵果树。
妻子去世后，他已单独生活了16年，有两个女儿。去年，大女儿去山上砍柴，山高，柴都是用茅草扎起后，顺着山势扔下来。雪滑，女儿随着柴一起滚到山底，死了。
今年，地震了，房没了，山塌了。他想想，跳河算了。后来没狠下心，说，凑合活几年吧。他也没了心气，要跟着小女儿过了。
释比不释比，他已不在意了。
伤心释比
那释比想着，小声唱就没事，但他嗓门大，一哼哼得整个病房都听见了
研究者柴绍章认为，释比的衰落是从“文革”开始的。
“文革”的时候，很多释比被批斗。释比杨贵生记得，绳子系着大石头挂在胸口，绳勒到肉里，汗和血混着流下。柴绍章记录的是，当时释比被要求戴着猴皮帽，排着队跳舞。跳完后，猴皮帽和羊皮鼓会当着释比的面被烧掉。
原来的时候，没有人会把释比叫端公。释比觉得自己的地位不仅是端公那么简单。但“文革”后，称呼什么他们都不在意了。
王治升在“文革”里受的罪不多。羌锋村里的人依然偷偷找他，乡里的书记都找他，说和鬼神交涉不清楚，还是要释比来。通常会在晚上，他偷偷来到请的人家里，唱经声很小，走的时候，会给他一个红包。
村里人对他尊重，从没人揭发他。只有一次，寨子里连着死了5个人，村里人向大队请示，要求让释比打个保福。大队同意了，还命令杀一只羊。问题出在后来，很少见荤腥的村民一口气宰了6只羊。因为打完保福后，羊是分给大家吃的。
大队追究起来，算到了王治升头上。他被批斗了，戴着高帽子，在外面站了一天。站就站了，站够了，他就回家了。
让他一直念叨的是另一个释比。有个女子疯了，医院治不好，家属找到那个释比，希望能到医院唱经。那个释比想着小声唱就没事，结果他嗓门大，一哼就哼得整个病房都听见了。医院的人不乐意了，我们医生医不好，你就能医好？抓起来批斗，让他每天到医院门口忏悔。还指着电路说，厉害你就坐下去。这个释比伤了心，发誓再也不去医院。不久，得了重感冒，死活不去医院，死了。
外来的冲击与地震
一段经都背不上来，算啥子释比？王治升很不屑。
“文革”走了。王治升用的词是：开放了。
前两年，水泥路一直通到了家门口。他们能走出去了，和汉人交流越来越多。
上世纪90年代，山寨有了电视。年轻人喜欢上了足球、电视剧、流行歌曲。慢慢地，羌族的山歌也不爱唱了。
柴绍章说，以前羌族人在山里劳动，经常对山歌。孩子们去拾粪，都要排队唱拾粪的歌谣。有了化肥，歌也自然没了。
释比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了解了。问到年轻人，有人说是端公，再仔细问，什么都不知道了。有的村子忘记了释比，有一些红白喜事找了道士。
王治升被请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有一次，他的侄孙女问他，家公，你用羌语唱歌，你羞不羞啊。王治升看着孩子，说你们用汉语唱歌害不害羞呢？他说不要怕别人笑，我们是羌族人。
羌锋寨号称西羌第一村，家家都说羌语。
但是谁都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有很多羌族的寨子，通用的是汉语。还有的，老人用羌语问，年轻人用汉语答。
失传就失传吧，没有办法的事情，王治升说。
地震了，王治升数着哪个寨子的石雕倒了，哪个寨子整个建筑都毁了。这些都是羌族的历史，都没了。以前在深山里的山寨，山体滑坡，都要搬出来了。王治升说，一出来，几年后就什么都和汉族一样了。
曾经跟他一起在阿坝师专唱经的老释比，他掰着指头数死了几个。他们都没有徒弟。当释比要记那么多唱经，太辛苦，而且没钱赚。
王治升说，等我们死了，不要说释比经典没了，古羌文化都没了。他说强迫年轻人学是不可能的。县里曾鼓励过一阵，要颁发释比传人的牌子，仍没人愿学。
有的旅游景点搞羌族文化，景点里往往会有个释比。王治升很不屑：他们吹壳子(吹牛)，一段经都背不上来，算啥子释比。
站在半塌的房顶上，他拿出羊皮鼓，敲的时候脸上一紧。敲完还是放回到了半塌的房里。
在一旁的小孙子要去广东复课。扯着猴皮帽，他夸耀着说，爷爷，我到广东要教小朋友羌语。
王治升哼了一声，你羌语都半通不通，还教别人。
小孙子要在广东呆3年。老人说，三年后，他怕羌语爷爷怎么叫都不记得了。
（来源：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