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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
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正德一家都爱龙
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绍英时不时拿起小剪刀剪点小图案
禄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文绣。
晋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铜走银。
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曾在年初的省人代会上许诺，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每年将获得4000―5000元生活补助和传承经费，昆明市国家和省级传承人共70名，其中90％以上生活贫困，这笔钱的落实已成为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千百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民族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丰富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和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而存在，通过身口相传、代代传承，使古老的声音、形象和技艺能够在时间长河里延续下来。
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工作人员蔡玲说，自从今年年初在一家媒体看到“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每人每年将获得4000―5000元生活补助和传承经费”后，他们位于文庙的工作室就不断有传承人来打听这笔钱何时落实，许多传承人甚至一坐一天，但最后却得不到任何消息。
中心主任徐刚说：“在昆明的70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有90％以上生活贫困，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半数以上年事已高，这些都需要政府拿出一定的经费在满足他们基本生存的同时，将手中的技艺传承下去。”
传承人现状调查之一
舞龙大师 别人发烟他就攒着
传承人李正德――嵩明被称为“龙狮之乡”,他就是主要传人
戚俊才是嵩明县文化馆馆长，当他知道记者的采访意图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再不来关心一下，恐怕再过三五年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就将随着传承人的离去而永远消失了。”
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者，戚俊才对嵩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人了如指掌。他说：“嵩明获得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有6名，3名是身在农村的省级传承人，其中一名传承人马老扁在获得称号前2个月去世，同时也将她古老的回族挑花技艺带走，而另外两名省级传承人因为年事已高，无法获得经济来源而处于贫困边缘。”
戚俊才说，“年初我们按市里面的要求，将传承人的名单报上去之后，经常有传承人来询问这件事，我们真是没办法。现在嵩明的省级传承人只有两名，都已经80多岁，虽然有儿女养活，但也只是解决温饱。像嵩明小街的李正德，嵩明被称为‘龙狮之乡'他就是主要传人，现在嵩明县200多个舞龙队的套路，都是从他那里传下来的。他不仅仅是舞龙，从制作龙头、龙衣到龙调，经过他几十年的摸索，将嵩明传统的四五套动作发展到了如今的20套，是一个真正藏有绝活的民间高手。”
戚俊才还记得，李正德经常利用赶街的机会，来询问传说中的补助费，每次来问，他都拿出一个烟盒从中挑出一只牌子好点的烟发给戚俊才。戚俊才说，那都是别人发给他他舍不得抽，攒起来发给别人的，所以烟盒里装着的都是不同牌子的烟。虽然李正德如今和儿子生活在一起，温饱没问题，但连用一点零花钱也要靠子女的生活，使这个身怀绝技的老人感到一丝苦涩。
而真正苦涩的远不止李正德。
传承人现状调查之二
剪纸高手 八旬老人和猪、马共居
传承人李绍英――从12岁跟着母亲学剪纸，经过几十年磨练，能随手剪出任何花样。只是三个儿子生下的也是儿子，没有人愿意跟着学
记者了解到，身在农村的传承人大都生活困难：他们要么靠种地为生，在忙于生计的同时，难以将技艺传承下去；要么靠儿女赡养，如果儿女也很贫困，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生活处境会恶劣到城里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在寻甸县羊街镇迟所村委会，记者跟着羊街文化站站长迟旭友，冒雨踩着泥泞的村路，来到一处低矮破旧的土基房前。如果不是迟旭友介绍，记者很难想象寻甸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绍英就住在这样的家里。
严格说来，这不叫家，只算得上一间窝棚。前面被称作堂屋的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泥巴垒成的墙面、地面凹凸不平，所有的东西都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所有的角落都布满蛛网。记者在房间里适应了好一会，才发现门的左侧是一口灶，但因为使用的年代久远，灶已有半边坍塌。灶前堆放的树枝和玉米芯一直堆到一个勉强还看得出是沙发的旁边。临灶台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超薄塑料袋，足有几十个，但看不出里面装的东西，因为外面早被烟和灰尘改变了颜色。
从这个房间往里走，门只有1.6米高，进门左侧是一个猪圈，透过屋顶的亮瓦，发现有两只半大的白猪，紧靠在一旁的也是一个猪圈，这头猪个头稍小。顺墙走的最里面是一个马圈，一匹马感觉到有生人，不时打着响鼻。在这些牲畜的对面，就是剪纸大师――83岁的李绍英和85岁的老伴的安身之地。因为里面太黑，记者站在猪圈外，努力向里面看仍是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苍蝇飞进飞出。
李绍英应记者的要求去里面拿她剪的作品，看着她摸索着消失在黑暗中……10分钟后，她抬着农村常用的一个簸箕出来，里面就是她几十年来的剪纸作品。
因为没有桌子，她将簸箕放到地上，甚至连地上也找不到一块稍平整的地方，只好在簸箕里翻看。“鱼吃莲花”、“五福呈祥”、“金鸡闹春”、“多子多福”、“水漫金山寺”等等，所用的剪纸原料都来自报纸、画报、小学生作业本等等，因为时间太长，多数变黄、变脆。这些剪纸大都用塑料袋装了起来，有一部分却像书签一样夹在一本画报里。记者发现夹有剪纸作品的画报是1965年第12期的《民族画报》，李绍英剪得最多的“鱼吃莲花”图案，正好夹在了“毛主席和陈永贵亲切握手”的一页里。虽然画报四角发黄、破烂，但画面却保存完整、干净。
羊街文化站站长迟旭友说，寻甸的其他几个省级传承人分布在鸡街、甸沙、河口和七星等乡镇，和李绍英境况差不多。
传承人现状调查之三
苗族古歌 面临无人能唱
传承人张文绣――如果他“走”了，曾经流传在禄劝一带的苗族古歌也将失传
禄劝县翠华乡汤郎箐村委会秧草堆村，86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文绣坐在门槛上打着盹，几年前失去老伴的他生活实在无着，只有靠女儿和外孙养老。和寻甸的李绍英一样，张文绣也不知道像他们这样的省级传承人可能每年会有几千元的生活补助和传承经费。禄劝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张廷勋说，张文绣是目前几个苗族山寨中，唯一能唱完整苗族古歌的老人，如果他“走”了，曾经流传在禄劝一带的苗族古歌也将失传。
苗族的芦笙凡逢重大节庆必唱，唱三天三夜一点不为过。张文绣是禄劝县苗族地区上百里地最会吹跳芦笙的艺人，几岁就和父亲学跳，他跳了一辈子。“探路调”、“鸡叫调”、“迎亲调”，完整吹下来有20多种。为了展示其中的几个调，年迈的张文绣拿出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芦笙，准备吹起来。刚拿起芦笙，马上又放下转身进屋，原来他穿着水鞋，怕跳不起来，进屋换成布鞋，换好鞋刚拿起芦笙，又放下上楼去了。他的外孙说，他是去找跳芦笙穿的衣服。15分钟后，一切准备妥当的张文绣拿起芦笙，先吹几下，调音，然后站起身慢慢跳起来。
这个名叫秧草堆的小村子住着不过50多户苗族，因为屡有年轻人去外面打工受骗，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也大都不外出，呆在村里种地、种果木蔬菜，除自给自足外，还能有些经济收入。张文绣没有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外孙龙高明今年25岁，读完初中后在家务农，但不喜欢学芦笙，在他看来，芦笙学不学无所谓，又靠不了这个吃饭。
张文绣跳了一会儿芦笙，坐在门槛边唱起了苗族古歌，古歌悠长、舒缓、起伏，十分动听。经过外孙龙高明翻译，唱的是苗族远古的历史，从战争、迁徙、风俗到嫁娶。张文绣说这些古歌花3天3夜也唱不完。外孙龙高明虽然听得懂，但也不可能跟着学，因为太难记，学会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禄劝文化馆工作人员张廷勋说，苗族搬迁来禄劝已有几百年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张文绣已成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如果在有生之年不将他的技艺传承下去，以后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文化曾经如何丰富、绚丽。张廷勋说，如果省里面说的那笔钱能发到他手中，对他外孙还是村子里别的年轻人都会是一个鼓励，依张文绣目前的身体状况，再教上四五年没问题，只要年轻人肯学，他的技艺就能传承下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年轻人愿意学，因为不知道学了做什么。
传承人现状调查之四
乌铜走银 小作坊需要扶持
传承人袁万礼父子――可以说在全国制作乌铜走银的也就6人，最近听说保山也有一家在做，加起来不过8人
晋城天城门村，做了一辈子乌铜走银的袁万礼去年因脑出血造成反应迟钝，彻底和这门世界独一无二的手艺告别。好在他的儿子袁昆林和弟弟袁贵林将这门手艺继承了下来，但袁昆林说，也只是在他们这一代没有失传，要想将这门独特的手艺永久传承下去，面临的问题太多。
在袁昆林家的3层楼房里，一楼就是他和弟弟做乌铜走银的作坊。因为工艺复杂，制作的器具繁多，作坊里有一股浓烈的金属味道。但记者发现成品并不多，袁昆林的解释是基本只做订货，因为原材料上涨，过去每公斤1200元的银子涨到现在的5000元，金子涨得更多，以前80元一克涨到现在的200多元，这两样都是制作乌铜走银的主要原料。
袁昆林告诉记者，除了订货外，他们的销售几乎没有任何良性渠道，做好之后自己拿到花鸟市场销售，地摊式买卖，只是挣点原料费，连工费都挣不了，虽然手艺是传承下来了，但连维持都很难，就谈不上保护和发展了。很简单，传承下来的是老工艺，新的工艺必须结合当下的市场调整或创新，但没有一定扶持，全靠作坊式经营，很难看到这门古老技艺未来的希望。
除袁昆林和兄弟外，晋城天城门村另一家制作乌铜走银的是袁昆林的伯父家，当年袁昆林的爷爷就是将技艺传给了他伯父和父亲，再往下传给伯父家堂兄弟俩和他们兄弟俩。晋城制作乌铜走银的只有他们两家，加上晋宁的一家，也是两个人制作，可以说在昆明、云南、全国制作乌铜走银的也就6人，最近袁昆林听说保山也有一家在做，加起来不过8人。据袁昆林说，他和兄弟以及堂兄弟都是11、12岁就跟着父亲学了，到他现在36岁，也算是20多年的艺龄。乌铜走银这门工艺之所以没能在更大的范围里流传，原因就是原料贵，学龄长，一般要学四五年才能独立完成一件成品。
袁昆林说，因为他和兄弟生的都是女儿，虽然现在没有了传男不传女的想法，但学这门手艺又苦，又赚不了钱，没有必要让女儿再学。但如果政府对这门工艺有一定扶持，他愿意带徒弟，将手艺再继续往下传。袁昆林说，现在他父亲虽然自己动手做不了活计，但还可以指点，如果每年有一点生活补助下来，不仅仅可以解决一些医药费，还可以让他再传授一些技艺。
短 评
“非遗”不相信眼泪
说实话，读完这篇报道，让人感到心里酸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究竟是谁之过？即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能够如愿以偿领到每人每年4000―5000元生活补助和传承经费，面对日益高涨的物价，也仅只能聊补无米之炊，每天平均十多元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这个重大命题联系在一起，听起来是那样地不真实。
谈到“非遗”的传承，可以说是没有人不承认其重要性。都知道“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艺制品）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我以为问题出在对于“非遗”传承的运作方式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商品时代，任何人、任何存在形态如果不烙上市场的烙印，等待他的只可能是惨淡经营，甚至被淘汰出局。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更不相信天上掉下的馅饼能拼出一桌满汉全席。还是那句老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而且是唯一的、有无限光明前途的出路。
我想起了田丰，想到了杨丽萍，两个人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想要达到的是同一目的，但就是由于方式不同，田丰的民间艺术传习馆烟飞灰灭，杨丽萍的《云南映像》飞黄腾达。说到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我绝然没有反对对“非遗”传承实行来自包括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扶持和资助，相反我以为只要有能力，这种扶持和资助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但事实的真相是“非遗”绝不是一件仅供自娱自乐的玩意儿，决不能关起门来敝帚自珍。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市场是检验价值唯一的试金石，全社会所要抓紧做的，除了让“非遗”传承人能有足够的老米钱以外，就是要把“非遗”卖个好价钱。
市文化馆：文化传承人就是文化“五保户”
传承人所说的4000-5000元生活补助和传承经费的来源出自哪里？是不是空穴来风？记者找到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徐刚。
徐刚告诉记者，他们也是年初从一家媒体获悉将对国家和省级传承人每年发放4000-5000元生活补助和传承经费，当时以为这笔经费会在6月14日文化遗产日发放下来，但一直没有动静，具体是何原因，他们并不清楚。
说到昆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诸多问题，徐刚说：“保护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保护文化基因，把这些传承人的声音、动作、制作工艺，用现代工具完整纪录下来，但这种保护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只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保存，是一个死保护；另一种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对传承人的保护首先是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只有在解决传承人生存问题的同时，才可能将他的技艺传承下去。还有如何传承的问题，首先传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个人传承，带徒弟跟着学，一种是群体传承，通过组织形式，集中时间让传承人来带，不管什么方式，都一样存在经费如何解决。比如单向传承，如果他是一个农民，还要靠种地维持生计，你就得给他一定补贴，把他从农活中拉出来，用钱买他的时间来带徒弟，所谓的补贴我认为就是买他在地里干活的时间，让他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同时，传承技艺。”
徐刚说：“说到底，这些人就是文化上的‘五保户'，政府应该对他们实行‘五保户'政策，应该养着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将一些濒临绝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像江苏的省级传承人一年是1-4万，无锡一个画杨柳青的国家级传承人每年是10万，和我们相比几乎是天大的差别。不说学江苏，只要落实原定的经费，都能把这些传承人和接受人的积极性带动起来。因为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是很小众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消亡，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延续性来讲，又是必须存在、应该延续下来的。”
“除了把根源性的东西保留下来，最关键就是发展，找到一个好的渠道。像大理新华村，到处都是他们村生产的银器，最初也是传承人带出来的，做成一个产业后，受益的不仅仅是传承人，还有广大的村民，关键是政府重不重视。”徐刚说。
省文化馆：几千补助对他们是一笔巨款
省文化馆保护部主任赵耀鑫首先证实了生活补助经费的真实性。他告诉记者，今年年初秦光荣省长在省人代会上宣布，将给民间艺人4000-5000的生活补助。第一批发放之后，这笔钱每年都有，发放的目标是在世的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了让政府掌握更详尽的资料，省文化馆还在3、4月份开始对全省的国家、省、市、县级传承人资料进行统计。当初根据秦光荣省长的建议，国家级传承人的生活补助是5000元，省级是4000元，但后来听说省级传承人的补助改成了3000元，国家级传承人的不变。省文化馆在提报告的时候，特意在生活补助的提法上加了传承补助，因为适当对传承人有些约束，是为了让他们多带几个徒弟。
赵耀鑫说：“现在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只能尽量反映，但从省政府到省财政最后落实下来要花一些时间。这笔钱对绝大多数传承人来说是一笔巨款，足够他们买粮食和维持基本生活。对他们也是一种精神安慰，会更多获得周围的人和他们子女的尊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保护措施。”
记者当天晚上电话采访了省文化厅副厅长熊正益，熊副厅长告诉记者，有关报告已经提交给省政府，现在等省政府领导研究。应该说经费落实的可能性很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来源：昆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