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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县女书文化村浦尾村举办了一场原生态的女书习俗――坐歌堂，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及邻村的乡亲300余人前来观看。在大红花轿、凤冠霞帔、婉转女歌及锁呐的映衬下，显得古朴而热闹非凡，从而拉开了该县复兴女书习俗活动的帷幕。
坐歌堂、贺三朝、女子斗牛、结拜姊妹、吹凉……这些曾经在该县上江圩一带的女书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地基本销声匿迹。从2001年以来，该县就提出抢救保护女书文化，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方针，按照“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的原则，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抢救保护女书文化，发展女书文化原生态旅游产业。为此，该县投资近200万元，在女书文化村修建女书园，对民居实行明清风格装饰，修建进村包谷路道路，实行人畜分离等措施，打造原生态村落环境。同时，组织妇女挖掘、复兴相关习俗活动，培植女书文化生存土壤。此次推出的“坐歌堂”、“女子斗牛”等女书习俗活动，当地妇女吟唱了《厅屋中间有根藤》、《青山鸟仔》、《石岩出水》、《上位歌》等20余首传统女歌，创作传统《三朝书》16篇、巾帕8条，营造了浓厚的女书文化氛围，促进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在此基础上，浦尾村还启动了探秘女书生态休闲游的配套项目“女书世家家访”、“农家乐”等活动，集考察研究、休闲娱乐于一体笑迎中外游客。
女书是江永县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产生和传承与当地“坐歌堂”、“女子斗牛节”等特定习俗息息相关。2007年4月28日，该县上江圩镇浦尾村，举办了一场原生态的婚嫁习俗活动，笔者有幸亲历了其中的“坐歌堂”、“贺三朝”等过程，亲身感受到女书文化的神奇和秀美。
婚嫁习俗：女书文化展示会
歌堂文化是女书的温床，女书是歌堂文化的灵魂。在当地，姑娘出嫁，要良宵长歌送嫁，俗称“坐歌堂”，婚后第三天则要赠送装璜精美的“三朝书”给新娘，俗称“贺三朝”。
姑娘出嫁的前半月，新娘要邀请几位伴嫁姑娘和女性亲友到家里住宿，陪伴新娘做女红、习女书、唱女歌。在新娘离家出嫁的前三天，妇女们要在家族祠堂里张灯结彩，摆设好歌堂，准备丰盛的糖果点心和土特产品，中间生起一堆炭火，大家围着火堆坐好，大唱特唱女歌。歌堂以对歌为主，新娘和伴嫁姑娘为一方，新娘的女性长辈为另一方。唱歌使用土话，歌词全是七字句式，一般是现编现唱，属于即兴创作。歌堂对歌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叙事、道情、盘歌三部分，道情是对歌的中心。对歌双方运用比喻、双关等手法，回忆共同相处的美好岁月，表示依依惜别之情。歌调轻柔舒缓、情真意切。长辈在唱道情歌时，要把如何待人接物，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处理好婆媳、夫妻关系等事项唱给新娘听，新娘要一一作答，表示铭记在心。比如长辈唱：“十指连心心连肉，女在娘家二十秋，过门出嫁到婆家，敬老爱幼记心头。”新娘答唱：“婆家门前一条沟，连着娘家水长流，出门不忘娘教女，点点滴滴怀里兜”。盘歌是坐歌堂的最后程序，时间可长可短，一般有逗趣、猜谜、提问、祝颂等形式，内容丰富多彩，目的是要唱得新娘摆脱离愁别绪，心情轻松地走向新生活。
“斗牛”：女书突击培训班
农历四月初八，是女书之乡的“斗牛节”，为妇女的专门节日。在这一天，同村的未婚姊妹邀请出嫁仅两三年的姊妹回村聚会，由未婚的姑娘每人凑些黄豆腊肉、油盐柴米，或凑钱买些其他食品“打平伙”会餐。从早上开始，大家一边动手做饭，一边互赠女纸、女扇、女帕及女红物品，一起唱女歌、习女书、做女红，一直到天黑，尽欢一天。父母对参加斗牛节的姑娘尽力支持，姑娘们为在斗牛节展示自己的才华，往往要提前十天半月进行准备，女书能世代传承，“斗牛节”可以说是“女书突击培训班”。
在女书之乡，“斗牛”就是聚会打平伙，一年中当地妇女们“斗牛”聚会的节庆多达十余种。如二月初一“朱鸟节”。每逢“朱鸟节”，当地人用糯米和乌梨叶舂碎成粉末，做成糍粑，人称“朱鸟胙”，染上红、绿、黄色，一部分用棍子戳着插到门窗、篱笆及田埂上，用以祭神，一部分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馈赠，以示友谊、吉祥。这些工作都是由妇女担任，这样为她们聚会学女书提供了平台；农历五月“过庙节”。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当地妇女成群结队赶往花山庙，焚化用女书写就的祈祷书，祈求花山仙子保佑赐福，这对江永妇女练习女书起到了无形的推动作用；七月初七“乞巧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晚上，青少年女子结伴，在门前设一小桌，上摆一碟桃仁和黄豆混合炒得香气扑鼻的祭品，吟诵女书，乞求织女赐给她们写女书、做女红的慧心巧手，写出世上最好的女书，绣出世上最美的花。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留下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开宗数语，便令人毛骨悚然。女书之乡就在这永州之野、苍梧之地。 女书，严格地讲应该称为“女字”，即妇女文字，这是一种奇特的汉字。它不仅符号形体奇特，记录的语言奇特，称记手段奇特；流行的地区、社会功能、传承历史也很奇特。女书在中国湘南江永县潇水流域已经流传很久了，至今仍在一些高龄妇女中使用。女书是当地妇女专用的文字符号(她们称方块汉字为“男字”)。男人不认识也不过问。据目前我们收集到的近百万字的女书原件资料来看，女书共有一千个左右基本单字，而常用的不过七八百，就能比较完整地记录当地语言。女书虽然还是一种活的文字，但由于仅存的精通女书的老人相继去世，已经濒临灭绝。 由于女书记录的是汉语方言土语，因此，我们把女书定为汉字。女书字的外观体型特征是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倾修长，清瘦秀丽，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其实一点也不同；初视若天书，仔细观察，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从社会属性来看，女书与其他文字不同的是，它既不是官方文字，也不是宗教文字。女书的使用者乃至创造者都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 与女书相关的文献记载，迄今所能见到的确切文字，最早仅仅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和济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花山条”一则：“(永明县)花山……土人于山巅立口祭祀。……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
1993年南京民间收藏家冯京三先生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上收集到一枚“太平天国书文字钱”(见附文)，这一实证将女书盛行时期的可靠下限，由清末民初向前推进了近百年，即19世纪前叶。至于女书传本资料，目前所见的一般为上一两代老人留下的，迄今最早的也不过一两百年。女书作品文本历史很短，是“草本植物”。这是因为女书的主人去世后，要带些女书到阴间去陪伴，免得寂寞，女书常作为殉葬品埋掉或者烧掉，少数作为纪念品留给女儿、姊妹和女友。人死书亡，加上历次运动中女书被认为是“妖书”、“妖字”而屡遭批判，整筐地被烧毁，因此我们未能见到更早的作品。 女书在当地习传有几种情况：一是家传式，家庭内长辈女性教晚辈女性。二是私塾式，花钱向女书水平较高的妇女学习。三是歌堂式，妇女在读纸、读扇中互教、互学。四是自学式，利用赠送得来的或买来、借来的女书，照样抄写自学。因为当地妇女几乎人人会唱女书歌，自学起来比较容易。因此，无论是哪种方式的学习，都是女性内部的传承。
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书写在精制布面手写本(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有的绣在帕子上，叫“绣字”。这里妇女有唱歌堂的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妇女们唱习女书的活动被称作“读纸”、“读扇”、“读帕”，并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有贺三朝书(新婚第三天的馈赠贺诗)与婚嫁歌、结交老同(老同，同年龄的女友)姊妹情书、自传诉苦歌、纪事叙事歌、祭祀祈神歌、往来书信、翻译改写传统汉文故事、耍歌民谣等。女书作品以诉苦为主，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苦情文学。
女书具有交际功能、凝聚功能，但具有地理封闭性和社群封闭性，仅仅局限于一定地域、一定社区的女性集团内部。女书流通的地域范围方圆不过百里，女书流通的人群范围只是这个农耕社区成员中的妇女。女书不是全社会的交际工具，而仅仅是地位、命运、情感、追求相同的普通农妇社群的交际工具。正是这些同处社会底层的被压抑的女性的心理趋同、文化趋同，使女书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女书以它特有的文化力量，把卑微、松散的乡村农妇凝聚为以结交女友的组织形式、以写唱女书为活动内容的社群集团。这种凝聚力大大增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学价值。
女书的娱乐功能、调适功能，具有鲜明的群体性，这是作为民间文艺的本质属性。欣赏、娱悦、宣泄、疏导、共鸣、交流、平衡，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些基本需求，特别是情感细腻的女性。在封建礼教统治的旧制度下，“女子无才便是德”、“妇，服也”、“夫为妻纲”、“男女授受不亲”……种种清规戒律限定了女人的活动天地只能是家庭，最多是回娘家，走亲戚。这些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外的女性没有社会活动、社交自由。然而，“读纸读扇”唱歌堂这种说唱文学形式，作为一种民间文艺，女性群体参与，互娱互乐，自我欣赏，自我享受。她们在这里歌古道今，唱人叙事。尽情倾诉悲愤，痛快宣泄不平。在姊妹情义的交流中获得共鸣与理解，在自己创造的美好的精神王国里看到光明。这种独创的女性天地是女性的自由世界。也只有在这个封闭的同性社会里，女人才享有平等、自由、自尊和某种高雅。女书、女歌、女友以及女红构成的女书文化，使妇女们在自我展示、自我肯定中进行社会调适和心理调适。在这种自由交往、自由活动中，清苦、抑郁、甚至绝望的情结得以疏导，达到某种平衡。使得她们勇敢地面对命运，承受人生，不断追求新的生活。娱乐、调适功能实质上是一种美学力量。
女书的习俗功能、礼仪功能，是制度文化的体现。例如女书文化独有的贺三朝书，不仅是新娘及女家身价、教养的标志，而且成为当地婚嫁庆典中不可少的礼仪活动。礼仪是社会价值观的规范化、程式化、制度化。这种礼俗化的凝固，使女书文化由女性的需要成为全社区的必要。这一点十分重要，这说明，在当地，女书已经被全社会认可，女书的社会价值受到肯定。女书的这种礼俗功能是女书传承的动力之一。 作为母亲文化的女性文化，女书的教化功能、传授功能不仅体现在女性社群内，而且作用于少儿的启蒙教育上。在少数人垄断文化的旧制度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力。他们的社会历史、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以及道德培养，只能来自长辈的口耳相传、自己的体验以及民间文化的欣赏。女书作为文字、作为文学，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升华、陶冶。女书作品内容的丰富，使得妇女在传习女书的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传承了知识、伦理。女书有德育、美育、智育功效。 作为语言的视觉符号，女书同其它文字一样具有物化功能、存储功能。正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字，女歌成为女书，口头文学成为书面文学。提高了文化生活的质量和娱乐欣赏的情趣。“写出女文传四方”，女书老人十分坦然地道出自己的创作动机。她们不愿无声无息地被社会吞没。用女书写成的三朝书、歌扇、歌帕，作为礼物馈赠，终身珍藏。女书老人死后，除了留给亲人至友，大多女书都要殉葬带到阴间去继续受用。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学，以看得见、模得着的物化形式，记录下女人的命运与抗争，蕴藏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存储了姊妹的情意加慰藉。
正因为如此，女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数百年来，得以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地流传下来。同时，我们也正是由此看到女书的局限性一一没有对男尊女卑的旧制度从根本上构成威胁，女书的功能仅限于文化、精神而已。
简要描述
江永女书是现在世界上惟一存在的性别文字--妇女专用文字，它的发展、传承及以其为符号承载的文化信息构成了女书习俗。
女书文字呈长菱形，笔画纤细均匀，似蚊似蚁，民间叫它作长脚蚊字或蚂蚁字，因其专为妇女所用，学术界便将其称为"女书"。江永女书是一种古老文字，已为专家学者们所共识，但因女书没有古代文物，又未载于史志，故不能确定其起源时间。
女书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书写在精制布面手写本（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有的绣在帕子上，叫"绣字"。
妇女有唱歌堂的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妇女们唱习女书的活动被称作"读纸""读扇""读帕"，并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
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有贺三朝书（新婚第三天的馈赠贺诗）与婚嫁歌、结交老同（老同，同年龄的女友）姊妹情书、自传诉苦歌、纪事叙事歌、祭祀祈神歌、往来书信、翻译改写传统汉文故事、耍歌民谣等。女书作品以诉苦为主，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苦情文学。
女书的形成与源流
1、女书文字的传承方式
女书在当地传习有几种情况：一是家传式。家庭内长辈女性教晚辈女孩。二是私塾式。花钱向水平较高的专职妇女学习女书。三是歌堂式。妇女在读纸、读扇中互教互学。四是自学式。利用赠送得来的或买来、借来的女书，照样抄写自学。因为当地妇女几乎人人会唱女书歌，自学起来比较容易。
女书载体形式主要有：纸质布面手抄本、纸片、扇面、布帕、花带等。
2、起源推测
关于女书的起源、历史，研究依据十分有限。与女书有关的文献记载，迄今所能见到的确切文字，最早仅仅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七月，和济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花山条"一则："（永明县）花山，在层山岭之麓。石玲珑若花然。相传唐时，谭姓姊妹，学佛修真，入山采药，相与坐化于此，土人于山颠立□祀之（原注：今称花山庙）。石既罗列有致，加崇林美荫，磴道缘石罅以出，升降忘劳。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此书是当时湖南为自治，全省普查，各县调查员收集本地情况撰写汇集而成。到目前，其他史志文献、出土考古皆无徵。
至于女书传本资料，最早可见明末清初者。女书作品文本历史很短。女书的主人去世后，还要带些女书到阴间去陪伴，免得寂寞，女书常作为殉葬品埋掉或烧掉，少数作为纪念品留给女儿、姊妹女友。人死书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女书被认为是"妖书"、"妖字"屡遭批判，整筐地烧毁。
从女书作品内容上看，记载时代最早的事件有唐末黄巢起义、宋代《胡玉秀探亲书》、明末清初《永历皇帝过永明》，以及清乾隆、道光、咸丰等时期的事。关于女书的来历在当地有几种大同小异的传说。
* 九斤姑娘女红造字说
很久以前，上江圩有位才华出众的姑娘，因为她生下来有九斤重，人们就叫她九斤姑娘。九斤姑娘非常聪明能干，有一双巧手，纺纱织布、绩麻绣花样样出色。附近的姑娘们都喜欢和她结交姊妹，还有的从远道慕名而来和她交朋友，学女红。以前女人不识字，托人带口信儿常常出错。九斤姑娘便创造女字，用这种字把信写在纸本上、扇子上、帕子上，捎给远近的姐妹。她们接到信后，大家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读纸读扇读帕，也一边传习女书。后来姑娘们都学会了这种字，一代一代传下来。
* 荆田胡氏皇妃传书说
据上江圩一带妇女传说，古时候荆田村胡家姑娘叫胡玉秀（一说叫胡秀英），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作皇妃。有的说是唐朝，有的具体说是宋钦宗的西宫娘娘。在宫中受到冷遇，七年只被宠幸三晚，万般清苦，想给家人写信，又怕太监发现，便创造了女书字。她把这种字写在手帕上，向母亲和要好的姊妹诉说在宫中的苦楚，托人把手帕带回家乡，并告诉亲人看信的秘诀：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话读音去理解意思。从此这种文字便在家乡妇女中流传开来。有的还说这位皇帝娘娘曾回来一趟，教会了女友写女书。有的却说是她在家时学会的女书。还有的说是她哥哥造的这种字并教会了妹妹，让她用来给亲人写信。荆田村至今有"御书楼"遗址，雕梁画柱。据说有皇帝亲笔书匾"育香楼"，直到六十年代初还在，村里许多人清楚地记得。《永明县志》记载："宋元符年间，进士胡先和，官文华阁学士，有姊玉秀，才学冠时，名达宫掖，蒙赐御书，给大夫禄，因建楼里第以藏御书。"流传女书作品中有《玉秀探亲书》。村中还有所谓皇妃、国舅回乡省亲留下的圆型石制工艺品，已被踏坐磨损不全。据荆田《胡氏族谱》记载，胡氏为宋时从山东青州迁此。
3、神台买书说
据铜山岭农场河渊村的老年妇女讲，女书是从道县传过来的。桐口、荆田村以北十里外的道县新车乡有座庙，相传女书是从这里的神台上烧香化纸买书传开的。很早以前，有一家父女三人采药路过此地，两个女儿走不动了，在地上一坐不起，老人也因悲伤死在这儿。后来这里人杰地灵，来此地祈拜可消灾去病，人们便为他们父女起座庙。哪家有病痛、哪家媳妇不生崽，到庙里拜过，病没了，灾去了，孩子也有了。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百八十里的人都来祭祀求福，而且都是女人。神台上有绣花小红鞋，没有小孩的拿一只回去照样做一双，拿一双回去就做两双。做了鞋就会有小孩，生了小孩再把鞋送回庙里。神台上还有女书。烧过香，化过纸就可以拿一本回去看读（叫"花钱买书"），读过后可以拿来换。最早的神台女书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丝线绣在绸子上，一卷一卷的。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拿了女书回去要照抄一份，跟年纪大的妇女学认学唱学写。以后可以用女书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悄悄送到神台神龛上，让别人去读、去写。快出嫁的姑娘如果不会唱女歌、写女书，不会做女红，是被人看不起的。
这些关于女书的传说表明：一、女书字形体与女红图案有关；二、女书字形与方块汉字有关，可能是为遮人耳目而进行了变异；三、女书记录的是当地方言土语；四、女书的创制是妇女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五、女书作品内容主要是诉苦，用于女性内部的情感交流。群众的口碑传说为考察女书的起源、创制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参考依据。
女书作品
【原生型】寡妇诉苦、姊妹结交等。这类作品代表女书本体自身文化，具有一定封闭性。
【次生型】哭嫁、叙事、耍歌、民谣、祭祀等。这类作品属于区域共享文化，具有相对开放性。
【再生型】翻译改写的作品，是一种再创作。这是社会传统文化移植，具有大文化流通性。其主要作品有贺三朝书（新婚第三天的馈赠贺诗）与婚嫁歌、结交老同（老同，同年龄的女友）书、自传诉苦歌、纪事叙事歌、祭祀祈神歌、往来书信、翻译改写传统汉文故事、耍歌民谣等。
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学，在表现技巧上也具有鲜明的女性特点。女书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对女性自身的比喻和顶针手法等。女书的主人大量地是将自己以及有关的事物比做"花"。女书中常用的顶针技巧：景物起兴，上下句尾顶头、头承尾。
** 女书与民俗
1、女书与女性结交文化
老同，即老庚、同庚，本指同年生的结交朋友。同性之间结老庚，在中国是常见的人际现象。在江永也如此。一般男的叫老庚，女的叫老同。老庚、老同还可传代。在女书流传地区，妇女结老同的范围大大拓宽了，只要情投意合，无论年龄大小都可结拜姊妹，成为老同。结交的老同人数不等。一般根据年龄、经历，结交姊妹有婚前少女型和婚后中老年型，偶有忘年之交。这是一种非血缘关系的民间社团组织，是一种准结社现象。
她们用自己的字写结交老同书，给老同写信，把老同的情义写成歌唱出来、传开去；写成书存在身边，伴随终生。女书使老同凝聚在一起，它不仅仅是一种妇女社交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这种举世罕见的女性文字不仅使老同这种民间社团内成员之间的联系超越了时空，更使它得以升华，构建一个女性精神王国，创造着欢乐，稀释了泪水，分担着苦难。女书老同是一种以文会友，以情感联结而凝聚的农村妇女散居小社群。这既是一个个文化娱乐"沙龙"、"诗社"，又是一个个女红技艺研讨班，也是民间经济互助会，尤其是农村女子识女字学堂。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女性社会。不与任何异性来往，但又不是秘密结社；结构松散、对外开放，不带任何军事、政治色彩。这是一个以老同为组织形式的女性精神王国。
2、女书与传记诉苦文化
传记是女书主要作品。诉苦是女书的主要功能。女书作品中约有80％是传记。有一人一传，有一类人一传的，也有一事一传的。大都为自传体长诗，不会写的就请人创作，如《××自诉可怜》、《××修书述可怜》。一类人一传的，常以民歌形式传唱，如《寡妇歌》、《娘女可怜》、《女儿十二月歌》等。一事一传的多为乡间传说趣事，如《河边稚竹》、《矮崽养个好姑娘》、《李三姑》等。女书是一种女性苦情文学，甚至可以说女书文化是一种诉苦文化。倾诉的主要是失去亲人而成为孤儿寡母的悲歌。
五岭蛮荒，这一带在过去是贬官流放之乡，被称为"烟瘴之地"。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地发生丧父丧母、丧夫丧妻、丧儿丧女、人亡家破的悲剧。几乎篇篇女书自传中都可见到。自然性别属性决定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社会命运，好像女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原罪"。这个原罪，使妇女没有任何权力、地位。在当地，妇女不能上学读书，不能进祠堂、吃清明酒，不能上族谱，不能顶门立户、当家作主。
但是，从女书作品中我们也看到，这里的妇女不乏热情、勇敢，她们以各种方式与封建礼教抗争。爱美是女孩的天性，她们常常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交友结伴游玩。而且女书之乡在习俗和观念上是允许寡妇再嫁的。在绵延了几千年的旧制度下，妇女们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智慧创造、使用了自己的文字，将自己的受压迫受歧视的痛苦写出来、唱出来，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毕竟仅仅是有限的文化抗争。女书所激起的妇女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是模糊的、自发的、有限的低级形态，没有形成政治力量，对社会制度没有形成威胁。
3、女书与歌堂文化
在女书之乡，歌堂文化是女书的温床，女书是歌堂文化的灵魂。
女书作品基本上都是长诗体韵文，90％以上是七言，偶见五言、杂言。女书的阅读方式一定要唱诵，大多用一种特定的比较低沉、哀婉的曲调吟唱（简谱见本章后）。女书作品几乎都是唱本。其创作者是当地精通女书的"知识分子"，用女书中的说法叫做"君子女"。这些妇女又被称作"歌头"。这样能唱、能写又能创作女书的妇女不是很多的。她们是女书的教授者、传播者。她们出嫁所至，即女书传播范围所及。这些妇女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往往以她们为核心，以女书为灵魂，凝聚着一个个女性社团--结交老同姊妹群体。
她们的社交活动场所是在家里的绣楼堂前。她们的社交活动方式为写女书、唱女书，以及切磋女红。每当女书歌声响起的时候，姑娘、媳妇、老妪便聚拢来一起"读纸读扇"，忘情入境。大家都沉浸在女性情感世界中，自演自唱，自娱自乐。在女书之乡，妇女们不一定人人会写女书，但几乎人人会唱女书歌。女书作品是共享性的，即使是自传或信件，也是唱出来大家听，甚至大家唱。女书文学是一种群众性的民间说唱文学。女书文化是一种"沙龙"式的歌堂文化。
女书歌作为民歌、女书文化活动作为民间文艺，具有群体性，即群体自娱、个体自娱、群体互娱。"读纸读扇"唱歌堂，正是女书文化特定的娱乐形式。
各地的各种节庆活动往往是民歌及各种民间文艺的盛会。女书歌堂文化有着特定的民风习俗社会土壤、特定的内容、特殊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除了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外，女书之乡有一些别具特色的节庆习俗，为妇女们提供了很多聚集"读纸读扇"的机会和条件。
4、女书与婚嫁文化
所谓女书，最有代表性的"经典"是婚嫁礼物"三朝书"。所谓女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婚嫁歌。所谓唱歌堂，最隆重、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婚嫁时的进歌堂、坐歌堂、贺歌堂、哭嫁、贺三朝。在数日，甚至十几日、数十日的婚嫁活动期间，女友朝夕相伴做女红、唱女歌。新娘、伴娘及所有的人都穿上最漂亮的服饰，是女红技艺的充分展示。可以说，婚嫁是女书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正是女书之乡这种独特的婚嫁礼俗，是女书得以传承至今的文化土壤、社会舞台和价值动力。女书流传的江永东北部潇水流域上江圩一带的风俗习惯，有的和江永其他地方一样，有的是这里独有的。
当地的婚嫁程序包括：订亲、行聘过大礼、进歌堂和坐歌堂（婚前一个月开始）、愁屋（婚前第三天的歌堂，"愁"和"嘈"谐音）。小歌堂（婚前第二天的歌堂）、大歌堂（结婚前一天的歌堂）、哭别、发亲出阁、迎亲结亲和入洞房等。
5、女书和女红文化
女红，也叫做女工、女功，旧指妇女所从事的纺纱、织布、刺绣、缝纫等生产工艺活动。当地妇女的服饰基本是传统的汉族装束。过去，一家人的穿戴，从种棉花、纺纱织布，到缝衣做鞋，都是自给自足。除了纺纱、织布、缝纫之外，这里比较有特色的女红有绣花、织带、绘画、剪纸、做八宝被等。
意义
女书文字的特点是书写呈长菱形，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也被称为"蚊形字"。今天搜集到的有近2000个字符；所有字符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诵或咏唱。
女书文字与汉字不同的地方是：女书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700个。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由于女书除了日常用作书写以外，也可以当成花纹编在衣服或布带上，所以字型呈现弯曲细小的形状。
女书记录的语言是女书流行地的与众不同的永明土话；它标记语言的手段和方法奇特，可以同音借代，用仅有的数百个字符可以写出千余字的七字韵文来；女书采取家传、亲朋相教的方式世代相传；它和妇女特有的婚嫁、岁时节日、庙会等民俗活动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功能和价值。女书文献都是七言（少量五言）唱本，内容有自传、书信、民歌、祭祀、纪事等，在一个侧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性社会历史和民间生活。
因此，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妇女学、民俗学、社会学、美学以及民族文化史和民间文学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来源：福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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