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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青海卫生厅主管民族医药的诸国本，开始有机会接触当地众多的藏医药和蒙古医药；1986年调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后，分管的还是民族医药；1997年担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以后，更是致力于民族医药的整理和发掘。
对于民族医药30年来的风雨征程，诸国本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会对民族医药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民族医药指的是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它不是中医药的分支，二者是姊妹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在过去，我们强调中医多，强调民族医药少，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民族医药就是中医的一部分。”
让诸国本欣慰的是，早在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宪法规定中，使用的是‘传统医药'而不是‘中医药'，就是为了包括‘民族医药'”。
1984年，卫生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总结了民族医药工作情况，形成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系统地提出了发展民族医药的政策，明确指出：“民族医药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民族医药事业。
此后，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逐渐形成惯例，大约每10年召开一次。1995年，第二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形成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医药工作的意见》。2006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多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民族医药应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发展”的方针。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民族医药越来越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诸国本说。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中，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民族医药事业的投入和保护，将发展民族医药纳入了法制化轨道。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对民族医药的认识也越来越多，过去很多人对民族医药有着医巫不分、神秘荒蛮的印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民族医药视为一种文化，其中不少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如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遗”的藏医药和第二批列入的蒙古、畲、瑶、侗、回医药。
已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民族医药源远流长，为中华大地各民族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作出了重要贡献；民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是来自民间实践、取材自然，既经济实用又简单无副作用，是千年历史为中华子孙留下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发掘继承。”
30年，全国已建有15个少数民族的196所民族医医院，民族医药人员超万名
坐落在北京亚运村的北京藏医院暨北京民族医院，是北京地区唯一一所国家级民族医院。它荟萃了中国各主要少数民族医药的精华，有来自雪域高原的藏医、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医、云南边陲的彝医、湖南湘西的土家医、广西的壮医、贵州的布依族医以及中医等民族医特色专科23个，成为我国各少数民族医药在北京的重要窗口。每天到这里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北京藏医院是民族医医院蓬勃兴起的一个缩影。早在1982年，卫生部召开衡阳会议，提出了省地县都要建立中医医院或民族医院的要求，为民族医药的机构建设从部门政策方面打下了基础。目前，已有藏、蒙古、维吾尔、傣、壮、朝鲜、苗、瑶、回、彝、土家、布依、侗、哈萨克、羌等15个民族设立了民族医医院。
截止到2006年，全国民族医医院已由1984年的76所发展到了196所。各地还建起了一批民族医专科医院和门诊部。许多民族地区的综合医院和乡卫生院也设置了民族医科。全国民族医的床位数由1984年前的2597张发展到7000多张。全国民族医医院的职工总数为7948人，而包括整个卫生系统在内的全国民族医药人员（含民间医生）的实际总数估计已超过1万人。这些民族医医疗机构在各族人民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3月1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十一五”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项目名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脑病科、糖尿病科等615个专科建设项目榜上有名，其中含藏、蒙古、朝鲜、瑶、土家、苗、壮、彝、傣、维吾尔等10类民族医的43个专科。
2008年7月，为了充分发挥民族医在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领域中的优势，把民族医药纳入中医“治未病”保健服务体系，中国中医药管理局还启动了10所全国重点民族医医院项目建设工作。
这一切，都使民族医医院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
30年，民族药开始摆脱小作坊式的手工生产，向现代化生产方式转变
2007年3月16日，百年老店――同济堂药业有限公司的股票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我国首家在纽约股市上市的中药企业。而同济堂药业的前身正是创办于1888年的老字号贵阳同济堂，其拳头产品仙灵骨葆胶囊就是一个在苗药民间验方的基础上，结合多年临床验证研制而成的现代民族药物。
由于同济堂的上市，中国民族药企业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近年来民族药企业在市场上的良好表现，也的确值得期待。
“中国民族药企业可以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全国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时期。当时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因门诊量增大，医生不仅要在门诊看病，还要自己动手配药、粉碎、制丸、包装甚至发药。为了满足藏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1964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藏医院扩建藏药厂，同时派专人到北京同仁堂学习先进的制药技术。”诸国本说。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药企业开始摆脱小作坊式的手工生产，逐渐向现代药企业转型。1982年，由中国药材公司筹划并投资，在内蒙古的通辽建立了第一个现代蒙古药厂。1996年，由江苏省投资近7000万元在拉萨援建了现代化的西藏自治区藏药厂（今西藏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传统藏药进入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标志。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形势的鼓舞下，一批民营的民族医药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诸国本说。目前，全国民族药企业达156家，品种906个，涵盖了6个民族的民族药。
近年来，一些研究机构及企业还通过采用现代科技方法，研制和开发出了一大批民族新药。在一些民族地区，民族药已经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产生了良好的市场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30年，35个民族传统医药资料得到整理，民族医药关键技术研究提上日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整理医药典籍的传统。但民族医药典籍的整理，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和困难。“中国各少数民族医药发展不平衡，有的有文字记录，有的没有文字，仅靠口耳相传。”诸国本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在整理民族医药典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有文字记录的民族医药典籍进行了整理，有的还出版了汉文版；没有文字的典籍用汉文作了记录和整理。目前已有35个民族的传统医药资料得到整理。”
据了解，“十五”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献整理研究专项，先后对藏、蒙古、维吾尔、傣、壮、回等19个民族的83种医药文献及口述资料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内容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史、基础理论、临床医学、药物方剂各个方面。
2006年2月，全面总结中华民族2000多年传统药学成就、集中反映当代中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本草巨著《中华本草》“民族药卷”的4卷本出版。567万字的“民族药卷”分为“藏药卷”、“蒙药卷”、“维吾尔药卷”和“傣药卷”4卷，分别收载临床上常用、疗效确切的民族传统药材396味、422味、423味和400味，并配置了相应的插图。它不仅从各方面对药物作了较系统的整理研究，同时还参阅了现代民族药学著作，体现出了民族药学的现代研究成果。
随着对民族医药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文献整理和出版之外，对民族医药核心技术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目前，一项名为“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的示范研究”列入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说：“这一项目是我国民族医药第一次单独纳入国家科技研究工作总体规划，标志着中国民族医药科研工作迈向了新台阶。”
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就是要研究民族医药优势病种临床疗效的评价技术规范、特色诊疗技术、民族医药传统炮制技术及安全性评价，名老专家医技、医术抢救传承及民族医药文献的发掘整理等具有跨地区、全局性和紧迫性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
以藏医药中被列为国家级“非遗”技术的“水银洗炼法”为例，其炮制技术的关键是汞处理，即经过加工后把有毒的汞变成无毒的药，目前国内外对汞从外用到内服的问题还存在很大争议。究竟“水银洗炼法”中的重金属元素有没有毒副作用？如何证明民族医药中所使用的诊疗方法不仅有效，而且在安全范围之内？这是本次项目即将要研究的课题之一。而像这样的课题还有十几个。
民族医准入门槛高，民族药受限制多，民族医药期望进一步发展
2008年4月15日，在美国上市的同济堂药业宣布回购所有流通股，高调退市。原因是“公司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不愿被“轻看”的同济堂欲藉此为民族医药正名。而在同济堂退市的背后，则折射出民族医药尽管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地区，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但民族医药产业依然薄弱，尤其在准入门槛上受到很多桎梏。
一方面，民族医准入门槛高。按照1999年实施的《执业医师法》，医生要获得行医资格，必须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其中民族医考试包括蒙古医、藏医、维吾尔医和傣医4类，近期新增了壮医和朝鲜医。但无论哪类考试都要考查西医基础知识，这对于很多民族医来说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有些民族医的汉文化程度不高，诊疗范围主要是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对专科专症经验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西医知识，很难通过这种国家级考试。”诸国本说。
另一方面，民族药受限制多，进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难，进国家医疗保险药物目录难。据悉，目前我国有国家批准生产文号的民族药成药共计865个，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只有70种，进入医保药物目录的只有47种。青海金诃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端智说：“由于民族药大部分都是处方药，只能凭着医生的处方购买，不能进入医保，影响了民族药进入医院这个主流渠道的销售，严重制约了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
这种桎梏的存在，既跟有关部门对民族医药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跟民族医药自身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薄弱有关。据统计，我国民族药材品种已达8000多种，开发潜力巨大，如何将这些药材资源开发成可使用的资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文：中国民族报/记者 王珍 实习生 兰宇）
